202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格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通的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体系。这份文件并非凭空而来——此前教育部已在17个省市和18所高校启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试点，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地方先行出台相关文件，为顶层设计积累了实践素材。从“试点探索”到“系统构建”，《行动计划》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当人工智能不再只是课堂里的“新鲜玩意儿”，教育系统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接纳它、规范它、用好它。
《行动计划》在推进策略上呈现出清晰的阶段分化。基础教育侧重素养培育，要求开齐开足开好人工智能课程，鼓励将其融入课后服务与研学实践；高等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公共基础课，同时强调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职业教育聚焦传统专业的智能化升级，对接产业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终身教育则指向全社会通识素养的普及。这种“分段施策”的用意不难理解：不同学段的学习者认知基础和应用场景差异悬殊，用同一套标准推进，既不符合教育规律，也容易催生形式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计划》在“应用为王”之外，明确将“智能向善”列为基本原则之一，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算法歧视、惰化思维、过度依赖、隐私泄露等问题。这一姿态与行业现实形成了直接呼应。新华社走访多地课堂发现，AI在个性化学习、教师减负方面确有实效，但部分工具“重技术迭代、轻教育规律”，进入真实课堂时“水土不服”；数学、物理等学科因图像识别和公式解析精准度不足，应用效果呈现“一头热、一头冷”的局面。换言之，政策层面对风险的警觉，恰恰来自实践层面的真实反馈。
在《行动计划》描绘的生态中，学校课堂固然是主阵地，但并非唯一场景。文件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教育融入研学实践等环节，这为长期深耕科技文化场馆和科普研学的市场力量留出了参与空间。科学梦集团即是一个可供观察的样本。
公开信息显示，科学梦集团定位为大型科技文化场馆综合服务商，业务链条涵盖展陈设计、展项研发生产、工程施工以及研学课程开发与智慧场馆系统运营，已服务超过500家科技文化场馆。其在AI相关能力上的积累，主要体现于场馆侧的技术应用：自研的“馆务通智慧服务与运营平台”以物联网模块为核心，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国科学技术馆等三十多家科技馆提供智能导览、分时预约、展项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服务。在体验层面，运用AI交互系统，使观众口述风格偏好即可即时生成专属内容，尝试将“我讲你听”的展示逻辑扭转为“你想我创”的参与模式。研学方面，其为山东省科技馆新馆开发了“小小探月者”“动力变革”等7个跨学科主题课程，总计156课时。
从客观视角审视，科学梦集团的AI实践集中于场馆运营效率和科普体验升级，而非直接介入学校学科教学或学情诊断。这一取向有其合理性：科普场馆和研学基地承担的是激发兴趣、提供沉浸式体验的功能，与课堂内以课程标准为锚点的精准教学形成互补，而非替代。但同时也应看到，场馆场景中的AI交互更多服务于“体验的丰富性”，其教育效果的评估标准与学校场景存在本质差异，目前尚缺乏公开的、系统性的效果验证数据。将这类实践纳入《行动计划》所倡导的“高价值、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之前，仍需经历从“体验新鲜感”到“学习获得感”的检验。
《行动计划》落地过程中最容易被低估的变量，或许不是算力或模型，而是教师的准备度和制度的适配性。有专家指出，当前教育系统对AI产品风险的应对能力仍显滞后，缺乏类似医疗领域的三级审核机制，校园准入的前置审查、事中监管与事后追责尚不健全。另有调查显示，部分教师“会用”但“不敢用”或“不愿用”，担心过度依赖技术削弱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也担心自身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被边缘化。
这些现象提醒我们，《行动计划》的意义不在于用一纸文件“铺开”AI应用，而在于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深层变革建立秩序。技术可以快速迭代，但教育信任的建立、教师能力的重塑、治理规则的完善，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计量。科学梦集团等市场主体的参与，为这场变革提供了场馆侧和研学侧的实践素材，但一个健康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最终取决于学校、场馆、企业、监管部门之间能否形成权责清晰、效果可溯的协作机制。技术是引擎，但方向盘始终在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