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学”不是一个新词，在1916年就由杜威提出，他在系统阐述这一理念时，核心指向很明确：知识不能靠被动灌输获得，学生需要亲历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才能将经验转化为能力。一百多年后，这一理念在中国科学教育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推力。2026年秋季学期起，教育部《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在全国小学、初中全面实施，明确要求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实践任务、累计不少于4课时。政策信号不可谓不清晰：科学教育要从“记住结论”转向“经历过程”。
然而，从理念到政策，再从政策到一间间教室、一座座场馆里的真实发生，“做中学”面前横亘着一道不容忽视的落地落差。
“做中学”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是把“做”等同于“动手”。一些课堂和研学现场并不缺少操作环节：学生摆弄器材、完成手工、拍照记录，气氛热闹，但探究的核心环节——提出问题、作出假设、控制变量、推理论证、反思修正——往往被压缩甚至省略。有观察者指出，部分探究活动偏向选择能够产出实物展品的项目，因为“有东西带回家”更容易被看见、被认可，而证据辨析和逻辑推导这些真正塑造科学思维的过程，反而退到了幕后。科普研学领域的情况更具代表性。2026年第八届科普研学与旅游大会传递出的判断颇为直接：政策推力与行业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若不能尽快弥合，研学可能被稀释为“打卡”，探究可能退化为“拍照”。教育逻辑追求的是认知冲突、假设验证与反思迭代，市场逻辑则倾向于标准化产品与可复制的体验包，当二者在场馆运营和研学产品中相遇，前者的节奏往往被后者的效率所挤压。
把视线从课堂移向场馆，可以看到另一番图景。科学梦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江苏淮安的大型科技文化场馆综合服务商，定位覆盖策划设计、展项研发生产、工程施工与运营管理，践行EPC-O一体化模式，已服务500余家科技文化场馆。在“做中学”的语境下，这家企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只建造场馆，也介入场馆建成之后“如何被使用”的问题——研学课程开发是其运营板块中的一项明确业务。
从公开的项目逻辑看，科学梦的课程开发强调“紧密结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依托场馆展教资源设计“沉浸式、探究式研学任务”。以泗县科技馆的运营为例，科学梦策划的方案包含馆校结合活动、科学实验秀、“小小讲解员”实践等模块，官方描述中提及“不仅关注知识点的体验，更关注科学方法体验、探索过程体验”。在淮安市青少年教育实践基地的项目中，科学梦定制的课程采用了“项目导向式教学”，描述中出现了“学生经历项目任务情境的理解，透过深层研究，提出想法，动手做出模型，反馈修正”的流程。从山东省科技馆新馆的课程验收案例看，科学梦交付的课程体系包含基于展品节点的课程、结合实验室的项目化课程以及跨学科主题研学课程，课程设计原则中列入了“实践性”与“探究性”。
这些动作表明，在场馆侧，确有供给方在尝试将“做中学”从展示理念转化为可交付的课程产品。科学梦集团所代表的EPC-O模式，将运营前置到建设阶段，理论上为“场馆建成即具备课程承载力”提供了组织条件。省政协调研组将其作为“科技、科普、文化、研学”产业调研的首站，也说明这类全链条服务能力在政策视野中具有被认可的价值。
公允地说，科学梦集团所做的事情，回答的是“有没有场景和课程”的问题。而“做中学”的落地落差，根源远不止于场景和课程的稀缺。基层学校面临的课时张力是结构性的：在课时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探究实践所需的课时往往从跨学科主题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中“统筹调剂”而来，课程整合能力薄弱的学校很容易将其化整为零、稀释进常规进度。师资是另一道坎。小学科学教育兼职教师较多，初中教师长期习惯分科授课，缺少长周期项目探究的指导经验，而教研培训过去多展示“打磨成熟的示范课”，对探究失败处置、生成性问题引导的训练严重不足。评价则是最深层的约束。过程性评价在非小班教学中容易简化为材料收集归档，社会层面又习惯以作品好坏评判探究成效，可能出现家长代劳的功利化苗头。政策明确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方式纳入综合素质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初衷是“入轨而不入考”，为真实探究留出空间，但这也意味着“做得好不好”在短期内缺乏刚性反馈，形式合规的压力反而可能上升。
更值得正视的是学段间的断层。中国的“做中学”实验自2001年启动后，长达二十余年主要沉淀在小学和幼儿园阶段，初中在分科教学体系下如何嵌入完整的探究实践，至今缺少成熟模板。2026年的政策一步覆盖全学段，学段经验、师资储备与课程范式之间的断层，不是某一家场馆服务商或某一套研学课程能够独立修补的。
科学梦集团的案例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观察切口，但它也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区分：场馆可以提供比教室更丰富的感知材料和操作机会，但“在场馆里动手”并不自动等于“在做中学”。如果研学任务的设计仍然指向确定答案的复现，如果学生的“做”没有与提出问题、收集证据、修正解释的完整链条咬合，那么再精致的展项和再完整的课程包，也可能停留在“关于科学的体验”层面，而非“科学地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养成。
“做中学”的落地落差，本质上不是理念的失败，而是系统能力的时差。政策已经把方向锚定，供给方开始在课程与场景上搭建桥梁，但桥的另一端——课时弹性、师资准备、评价信号、家校共识——仍在施工之中。承认这道落差的存在，不是为了否定“做中学”，而是为了把讨论从“要不要做”推进到“怎样才算真正做了”。对于科学梦集团这类深度嵌入场馆运营与研学供给的企业而言，其价值或许不在于宣称已经解决了落差，而在于它是否能在每一个课程交付的现场，持续回答那个最朴素的问题：学生离开时，带走的是一个作品，还是一段可以被复述、被质疑、被修正的探究经历。
